本文转自：兵团日报

●陈伟立 口述 杨玲 整理

我今年77岁了，每当想起母亲对我的关爱，依然感到无比温馨。

母亲叫郑梅卿，念过几年私塾，对我的学习十分重视，经常督促我好好学习。

1963年7月，我从上海市62中学高中毕业。因为我是班干部，还是学雷锋积极分子，就带头报名支援边疆。

那时，母亲身体不好，妹妹还在上中学，母亲舍不得让我去遥远的新疆，但我一直劝说她，年轻人应该服从祖国的号召。9月12日，我和同学们奔赴新疆，5天后，我们到达乌鲁木齐。

不久后，我和70多名同学来到石河子学习。后来，我被分配到四师铁厂沟工矿厂子校，教六年级的数学课。

那时，母亲省下豆制品票，买了一些烤麸和百叶结邮寄给我。我在信中写道：“我是家里的男子汉，您身体不好，妹妹上学还要花钱，这些营养品留给您和妹妹吃。”母亲不听我的，依然给我邮寄各种营养品。

给我邮寄物品时，为防止物品破损或丢失，母亲总是先用自己缝制的布袋装好，再用纸箱包裹好，送到邮局。

1971年，我爱人生孩子后，母亲特意给她寄来了桂圆肉和麦乳精，这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了。

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，母亲特意帮我买了一套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，让我认真辅导参加高考的学生。当年，我的一个名叫邱秀云的学生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八一农学院（现新疆农业大学），后成为该校博士生导师、教授。

在兵团工作的17年时间里，从学校和上海往来的邮包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——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邮包传递着母亲对我的深情和厚望。